在改革发展的大道上笃定前行

原标题：在改革发展的大道上笃定前行
    改革开放40年来，各行各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物保护事业也迎来了大发展。敦煌研究院可以说是最早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文物保护科研单位之一，也是40年来取得丰硕成果的文博单位。不久前，记者采访了莫高窟第四代掌门人——敦煌研究院党委大大、院长王旭东，聊起了40年来敦煌研究院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中成长壮大
    提起旧事，王旭东沉凝了稍许。“的确，敦煌研究院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的。从1979年开始，我们与日本合作出版《敦煌石窟》五卷本，开启了敦煌的国际合作之路，将敦煌过去积累的保护研究成果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呈现出来。随后，敦煌研究院的学者到日本去访问留学，日本学者也相继来到敦煌，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交流。”
    20世纪80年代，敦煌莫高窟和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和泰山等一起成为我国第一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地。敦煌研究院旋即以超前的、开放的国际视野，打开“大门”，主动提出合作保护的愿望，建立国际合作的平台。
    几十年来，来自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个人，先后走进敦煌，他们不仅带来设备和经费，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投入到敦煌壁画的保护修复、文物病害防治、敦煌文化的研究与弘扬之中。
    然而，事业发展的关键是人才。“合作不能是寻求简单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而是要通过合作培养人才，这样才能拥有一支长期坚守大漠的人才队伍。这是敦煌研究院在开放合作中的重要坚持。因此，每一项合作，我们的科研人员主动、长期参与。”合作的国际合作伙伴也很注重合作中的人才培养，美国盖蒂保护所阿格纽先生就曾说过：“我们终究是要走的，你们将会留下来担当保护莫高窟的重任。”
    正因为敦煌研究院以敢为人先的改革胆识、放眼世界的开放魄力，建立起了吸引各方力量共同保护敦煌文化遗产、传承优秀文化的国际合作平台，制定了培养人才，凝聚人才、提升内功的举措，才锻造了一支崇敬优秀民族文化、敬业守道、敢于创新、开拓进取的多学科人才队伍，在本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创新成果。
    国家文物局首批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之一壁画保护科研基地落户敦煌，国内文化遗产领域首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敦煌研究院建立，由敦煌研究院主导研发的第一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将文物保护实验室前置到考古发掘现场，实现出土文物的零距离保护，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率先运用数字技术，开展 “数字敦煌”项目建设，首部展现文化遗产的实景超高清球幕电影已成为开启宣讲敦煌文化的新范式，给远道而来膜拜敦煌文化的旅行者呈上第一道视听“佳肴”；基于风险理论的敦煌石窟监测预警体系初步建成，实现从抢救性保护逐步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率先开展遗产地游客承载量研究，实施世界文化遗产地科学管理……这些成果在敦煌石窟的科学保护、学术研究、敦煌文化弘扬发展中填补了一个又一个空白。
    敦煌，不仅是西北沙漠里的一片绿洲，同时也是文物保护的革新者、领跑者，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一面旗帜。
    王旭东说，国际合作初期并没有想到能够持续几十年。这是因为我们赶上了国家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好时候。我们在长期的合作中学到了国际上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形成了一整套保护莫高窟文化遗产的科学程序和方法，建立起了包括文物本体和载体保护、赋存环境监测与保护、文物保护区安全防范等在内的全方位科学保护管理体系。如今，我们的合作伙伴没有离开，可我们的队伍已经成长起来了，科研力量壮大了。开放，不仅是引进来，也要走出去。今天我们也已经做好了走向国际的准备，希望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项目。长期的国际合作也告诉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帮助别人时要秉持一颗真诚的心，要有包容、宽广的胸怀，以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为使命，不要有太多的功利性。完善基于价值完整性的  平衡发展质量管理模式    2017年1月，甘肃省委省政府决定将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北石窟寺整建制划归敦煌研究院管理。这标志着敦煌莫高窟、敦煌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庆阳北石窟寺这6处横贯甘肃东西、相距千里的精华石窟全部纳入敦煌研究院管理。这无疑是新时代甘肃省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代敦煌研究院新的使命。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关键时期，敦煌将有怎样的担当和作为呢？
    在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改变了，工作重心应随着主要矛盾的转化而变化。在我们文物行业，同样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保护与利用之间的不平衡，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从保护到研究，怎么能够活起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人们现在的出行不再是“到此一游”了。因此，针对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和研究应该是核心工作，基于价值的保护是文物事业的基础，对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是文物工作的落脚点，这是新时代文物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王旭东如是说。
    过去的70多年中，在以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樊锦诗先生为代表的莫高窟人不断的探索之下，积累了丰富的保护、研究成果。我们也总结形成了基于价值完整性的平衡发展的质量管理模式，并将不断地予以丰富和完善。
    新的担当需要有新的作为。王旭东说，我们首先要研究所面对的保护、弘扬对象的价值。价值的研究是不断深入的，其内涵呈现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从不同视角去把握、去认识，不是一个专业、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一家单位能够完成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的。通过价值挖掘，全社会才能认识到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才好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对其加以真实完整的保护。通过保护，最终要将文化遗产赋存的丰富而又多元的价值呈现给公众，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从中汲取营养。这就是我们保护、研究、弘扬要平衡发展的基本思考。如果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人们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去保护这些文化遗产，也不知道如何去保护；如果保护不好，我们的研究也不可能持久深入开展；如果不很好研究它，科学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就无从谈起。这就要求我们在三者之间找好平衡，这是我们初步形成的基于价值完整性的质量管理体系。我们的目标是，真实、完整地保护我们共同的人类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它的本体，还要保护它的环境，我们的保护是全方位的，要通过一切的技术和管理手段保护好遗产。敦煌的保护已经逐步过渡到预防性保护阶段，由敦煌研究院管理的六大石窟已经基本建成预防性保护监测体系，全方位地监测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文物的威胁，进而为寻找预防性保护的方式方法提供依据。利用数字技术完整保存石窟文物，也是预防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更多的文物保护单位还处在以抢救性保护为主的状况，而文物保护的未来应该是向预防性保护为主这个目标迈进。
    麦积山石窟保护所一位年青的保护工作者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和敦煌研究院在同一个平台上做保护、搞研究、讲利用。
    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非常好的愿景，这是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弘扬工作迈上新台阶的机遇，也是敦煌文化全面服务于当今时代的良好机遇。”王旭东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最根本、最持久的是民心相通，而要实现民心相通就必须加强人文交流。”
    我们的责任，首先要对历史负责，保护好祖先留下的优秀遗产，同时也要对当下负责，让我们的保护成果、让优秀的文化遗产转化为人民群众美好体验的资源。因此，负责任的文化旅游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应该摒弃“我们干、人家看”的思想，如果不转变这种观念，那我们的保护真是被动了。文物资源要开放，让社会共同利用，共享保护成果，共同关心和参与保护。我们要主动地谈合理利用，研究合理利用、教育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并客观地呈现给社会。要与社会机构广泛合作，构建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制机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目前，敦煌研究院不仅自己做研究，也在建立国际化的学术研究与交流平台，通过国际合作项目，吸引甚至培养更多的国内外年轻学者加入到敦煌研究、保护、弘扬的队伍中来，用他们的语言、视角和文化背景来讲好敦煌的故事，讲好甘肃的故事，进而讲好中国的故事，推动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新的时代，思想要更加解放，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共识，文博系统责无旁贷，要在保护、研究、弘扬利用中寻求平衡。“我们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但自信不是自负。必须时刻警醒自己，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旭东说，“未来，敦煌研究院将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上，进一步加大保护的力度、深入挖掘蕴藏在以莫高窟、榆林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北石窟为代表的甘肃石窟中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使甘肃石窟保护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敦煌研究院成为国际最具活力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和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丝绸之路文化展示与交流平台，大力推动人文交流和文化传播，为增强国民文化自信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促进民心相通发挥积极的作用。” （郭桂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