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发展中国学派，正当其时（一）

　　孔丹：发展中国学派，正当其时（一）

　　■商灏

　　在改革开放进入第四十个年头的时候，十八大开启的新时代翻开了新篇章。于是，学界有人主张，新的时代将产生新思维、新理念，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以中国视角来观察和研究世界的学术探讨和研究，这种新时代的理论诉求，催生了中国学派发展的必然性。

　　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几年前就提出“发展中国学派”，此后他做了大量的推动工作，日前，《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对他进行了深度专访，探讨“发展中国学派”所蕴含的理论和现实中不寻常的意义。

　　紧跟新时代节奏——

　　举起发展中国学派的旗帜

　　水皮：我注意到前不久网上流传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在天则所的一次讲演中，指责汪晖教授、强世功教授，还指责了您，特别提出“孔丹们”已经形成了体系。用“孔丹们”这样的话语，不管是出于什么用意，说明您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得到了社会的关注，而且已经成为复数，变成“孔丹们”了，这个“们”很重要，你要建立学派队伍，就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情。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简称“中信基金会”）中的政治色谱比较宽，不希望太偏激。其中有些成员可能稍有偏激，但多数人比较持重，也接受“实事求是”这个宗旨。我一直希望不要强调我们是“左”是“右”，而是研究实际问题。没想到仍有人很激烈地评价我们、攻击我们，还说我们已成为某种体系。

　　水皮：前两年您提出“践行中国道路”，由此我对您进行了专访，现在您又提出“发展中国学派”，这是否与中国学派的发展取得一定成效有关？也与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发展背景有关？

　　孔丹：昨天（5月14日。编者注）我参加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评审会，听人民大学的党委大大靳诺在发言中说，将来要推动“人大学派的发展”，我认为这就显得有相当自信心了。过去西方称谓的一些学派，比如所谓的“奥地利学派”，那可不是某一个学校的学派。

　　水皮：人大是国内唯一以全校学术之力打造一个智库品牌的大学。

　　孔丹：是的。其实中信基金会成立的时候，我们提出的宗旨是三句话：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中国学派”并不是我发明的，我们基金会包括潘维、王绍光等学者都提出来过。但现在，从人大“将来要推动人大学派的发展”这个说法看，他们人大也有这个意识。这次评审会上有很多关于“中国体系”“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话语体系”这样的表达。以前大家不会这样表述，那时还没形成这样的氛围。现在官方话语体系里也还没有“中国学派”正式的表述。

　　水皮：你是从企业家跨界过来的，跟学界、理论界学者可能固守一些理论体系或理论框架不一样，你是不带任何条条框框的进入智库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你倡导的中国学派是没有什么先决条件的，例如说，所谓的门户之见吧，应该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体系？

　　孔丹：是的。说到这一点就会让我有所回顾——中信基金会的成立，确实是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成立的。很明显这是一种探索，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参与到学术理论的探讨和舆论工作中来也是不曾有过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基金会？应该说，我自己有一种家国情怀，中信集团也有这样的战略自觉，这是很重要的前提。我们也是心系庙堂，因为我们做的事和庙堂有关系。但是我们参与的理论战线和舆论战线工作属于另外一个领域。当年我们提出了发展“中国学派”这个提法，我担心外界有很突兀的感觉，所以它只是个提法，没有再特别加以深入探讨。今天我们一起来重点谈谈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水皮你的视野很开阔，没有很强烈的门户之见，这很重要。在现在这样一个氛围下，最好是采取开放性的讨论，其实只要你是从实际出发，大家容易找到一些共同的立场。

　　现在官方虽然没用“中国学派”这个词，我相信官方一些机构和媒体是了解到“中国学派”这个概念的。十九大期间，《人民日报》理论版曾经组织过中国学派专栏讨论，刊登过潘维、白钢、鄢一龙等几位学者谈中国学派的文章。也就是说在《人民日报》已经在做讨论和宣传工作，参与讨论的学者都是我们基金会的研究员，并没有阻止这样的说法。

　　水皮：不可能阻止这样的说法。

　　孔丹：《经济导刊》现在已经将对中国学派的讨论安排专栏研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是开放的。习总大大5月2日到北京大学考察，听到学校近年来推动一流大学建设取得显著成绩时，他说，什么是一流？要在中国特色下去评价，过去讲，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先是要让国家达到一流水平，其他都将服务于国家一流。这个说法归纳起来就是“国家一流，学术才能一流”。我觉得这说法很深刻。我知道在学者里边有一种比较狭隘的想法：学术一流，国家才能一流。没错，在学术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中间，的确有一种互动。但现在习总大大所要表达的是，中国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们要有自信，要把学术研究建立在国家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做到知行合一。

　　水皮：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这40年。

　　孔丹：是艰难曲折走出来的，不是说空话说出来的。我们国家走过的道路虽然非常艰难，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形”了。我个人比较喜欢用“中国道路”，不太喜欢用“中国模式”。如果要提炼出相对稳定的结构和要素，用“模式”也无可厚非。但“中国道路”，从领袖到执政党，到国际社会，到中国人民，都比较容易接受。已经不再是提出“中国道路”大家就觉得很出奇的时代了，这是社会在变化。所以说国家一流，学术才能一流。意思是说，中国的实践走出来了“中国道路”，我们的国家达到了那个水平，所以学术就应具有一流国家的那种能力和水平。假若没有国家能力，就达不到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居于一流。

　　前些天我参加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我在论坛发言中说，现在有一些流行思维，一说到企业改革，就是“国进民退”“国退民进”，我觉得必须改变对这种伪问题的认识。如果说要否定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可能已达到全国就业率的80%到90%，全国创新专利的70%，全国税收的60%，这个分量否定得了吗？在这个会上，宝钢原董事长，现任统战部副大大，全国工商联党组大大徐乐江说，他长期在国企工作，现在到了工商联，才知道中国有2700万家民营企业。我听了也是很震惊，2700万家，这样的分量，它其实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我在会上说，不要再提“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了，我们追求的是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这既是国有企业的梦，也是民营企业的梦，是我们所有中国企业的梦。可能我说得比较浪漫，但会场反应却非常强烈。

　　水皮：用传统思维、用意识形态思维很容易把国有跟民营对立起来，是吧？

　　孔丹：是的。所以，现在要推动“中国学派”能够有阶段性的进展，我们是把它视为一种使命。

　　水皮：如果概而言之，“中国学派”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孔丹：我们曾经说，“中国学派”应当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求和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这样一些学术的成果或者叫做学术者的团体。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它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那个叫“中国学”，它也要进行世界性研究，但要具有中国视角，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

　　水皮：它是以中国的视角观察、总结、提炼中国的发展道路，并在其中提炼一些规律。

　　孔丹：对。而且，我认为还可以再扩展、延伸一下。最近习总大大有一个重要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的。我觉得我在十九大之后有一个表达与总大大的这个论述非常暗合。我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从实践中间来的。我看到习总大大非常明确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其思想、理论和实践的源头，则可追溯到更远。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经济的一个进程，也不仅仅是我们的国家建设，而是我们整个民族走到现在这个阶段源远流长的历程。

　　水皮：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在中国传播的这段历史。

　　孔丹：当然。习总大大还有一个表述，他引用了邓小平的一段话——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并推算出来是一千年，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可能要持续几百年，甚至一千年。他还指出，今天在中国，社会主义得到了发扬光大。在最近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年时，他又很明确地说，现在马克思主义最好的继承者是我们中国。

　　谈到“中国学派”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视野更开阔。今年两会，习总大大再次担任国家大大时发表演讲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然后他从发明创造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产生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一路说到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伟大工程。他说，今天，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这些提法让我感到很震撼。

　　其实从学术角度来说，过去很多人为什么只承认西方的学术体系是科学体系？中国的诸子百家难道不是我们古代的中国学派？那个时候可以有亚里士多德，有西方的各种学者，后来更有文艺复兴时期一些学者，形成西方的学术世界，形成他们对社会的认识。中国的学术从先秦诸子百家，一直延续到王阳明的心学，这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学术史，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

　　习总大大讲话中有一个特色，会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也会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这说明，他的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他公开的举起这个传承的大旗。他说，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然后就如数家珍地从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引述到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让我觉得我们这个领袖真正是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世界级的领袖，他不是简单地囿于西方理论，也不是简单地囿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学说。

　　水皮：不是输入移栽的，也不是古代的。

　　孔丹：所以我们“四个自信”里，文化自信不是来自于空洞的信心，我们有伟大的传统文化，这就是以中国视角去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认识社会的方法论。老子和孔子他们的角度不一样，但他们是中国本土特色的。甚至于后来传进中国的佛教，也被中国化了，也变成禅宗这样的中国特色的佛教。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其实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中国的继承和传播也是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今年，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活动，我觉得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候，这说明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继承者，同时也是真正的发扬者。我认为，近现代以来，毛泽东是真正的中国学派的开创者。毛大大是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战略学家、伟大的军事家，他在国家建设中对经济学方面也有很多深刻的认识，他也是文学的领袖和大家。

　　邓小平同志推动思想解放，推动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个表达，而不是所谓西方哲学上的表达方式，出自于中国传统的成语。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用“小康社会”来表达。那么，我认为，邓小平是中国学派的推动者，他推动的思想解放为我们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发展、理论发展和学术发展创造了条件。如果禁锢在“文革”曾经那样一种精神枷锁里面，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和发展，同时没有实践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思想的发展。

　　我认为习大大是新时代中国学派的引领者，他自己就首当其冲地站在理论的最前线、思想的最前线。十九大已经非常明确地宣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它已经在各个方面都在展开。

　　有一个问题，学派是有学术性的，它不是一般的思想，也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它要讲学问，没有学问就不能叫学派。学者们说起来头头是道，是因为他有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我不是学者，只是一个企业家，但是我愿意给中国学派铺路搭桥，搭建平台中信基金会的功能有三个。

　　一是研究问题的平台。我们的学者很多人都是各有各的依托机构，来自社科院的有七八个都是所长。北大、清华很多教授都有依托。但是他们喜欢我们这个平台，我们这个平台的特点是可以互动、跨界。跨学界、商界、政界、军界，还有跨学科。可从不同学科不同侧面来认识某个问题。从开始我们提出发展中国学派，应该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提法，这个旗子要举。

　　二是正面发声的窗口。我们有学术研究和学术媒体，例如《经济导刊》杂志，我们力求使其有一定的学术性，但不是学术化。

　　三是建言献策的渠道。建言献策要有渠道，有载体。我们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和动态分析编辑呈报。 我们的宗旨里提到要发展中国学派，这也是我个人的努力方向，是我孜孜以求的事。正在往这个方向推动，但最终的目的还不在于形式，而是在于我们中国的学者们，能不能够有真正的建树。如果没有在以往基础上的提升、创新，叫中国学派就站不住脚，无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学术上要有的规范性，仅仅是一些思想的火花，这不能叫学派。

　　学者需要有一种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学术界进行交流的能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仍在用西方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要调整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要能够跟国际上的话语体系沟通。

　　还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学派一定是能上高等院校讲堂的，要能够宣示出来，要能够做教材。这也是一个角度。因为要做教材，就要有教材所需要的结构和规范。

　　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学派不是只有中国人才可以参与的学派。我觉得这提法也很有见解。外国人也可以加入中国学派，我觉得这挺好。为什么一个外国人就不可以以中国的努力、中国的视角、中国的立足点、中国为皈依来研究世界，成为一个中国学派？还有的人说，中国学派不可能是个别人、单个人，它要构成一个整体。这也是一种视角。 所以，现在要给中国学派下一个定义的话，还真是有点挑战。

　　我以为，中国学派现在推出“此其时也”。我认为，践行中国道路是实践在前，而中国学派就是在这条路上走出来的。毛泽东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首创者，他并不拒绝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来自西方，这是一大特点。不是说中国学派就拒绝外面的好的东西，而是要创造性地理解和吸收，不是教条式的顶礼膜拜。

　　中国学派的构建要能够有一定的普及性，形成理论成果要有学术性，而不是追求学术化。要能让更多的大众了解中国社会道路，探索理论和实践。中国学派研究要站得住脚，就是要进行理论创新，体现出理论自信，应当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求和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未完待续 全文见《华夏时报》官网）

责任编辑：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