剁椒“杨”头:杨度被打事件

湖北汉口被一起治安刑事案件震动：一名湖南人被一群湖南人在英租界内痛殴，几成“剁椒‘杨’头”。这名受害者便是大名鼎鼎的杨度。而为首的打人者，是日后名扬天下的辛亥“烈士”刘复基。

作者： 雪珥

1910年的春天躁动不安。

湖北汉口被一起治安刑事案件震动：一名湖南人被一群湖南人在英租界内痛殴，几成“剁椒‘杨’头”。

这名受害者便是大名鼎鼎的杨度，湖南湘潭人，帝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谋士之一。虽然只是个处级小干部(宪政编查馆提调)，却时常到中南海和颐和园给中央领导们讲课，可称“帝师”。

而为首的打人者，是当时籍籍无名、日后名扬天下的辛亥“烈士”刘复基，湖南武陵人。

接到报警之后，英租界巡捕们紧急出动，赶到了事发现场“既济水电公司”，救治伤者，拘捕凶嫌。令他们吃惊的是，猛下毒手的刘复基，居然是位文化人：汉口《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人。

汉口《商务报》创刊于1909年10月8日，原是一家商业报纸，但此时已经被地下帮会“群治学社”(武昌暴动发动者“振武学社”前身)秘密收购，作为武装暴动的据点，在湖北新军中积极策反。这次，刘复基得知杨度住在“既济水电公司”，就召集了帮会成员100多人先在湖南会馆聚会，而后带10多人找到杨度，要揪他到湖南会馆进行批斗，杨度不从，众人便对其围殴。

租界警方将一众凶嫌拘留了8小时，见杨度无性命之忧，便将刘复基等释放，英国领事随即下令，将刘等人驱逐出租界。《商务报》同时被湖北地方政府和英租界列为需重点布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

致命的国有

实际上，民营铁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暴露的大量问题，已经令朝野开始重新审视这种 “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可行性。

除了湖南同乡要置杨度于“剁椒”之外，湖北本地的绅士们也不喜欢这位鼓吹铁路国有的小京官。根据野史记载，湖北商办铁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张伯烈，甚至密派杀手，要取杨某人的性命。杨度自己也知道身蹈险地，日后仍心有余悸：“白刃当起于前，洋枪或震于后”。吊诡的是，日后杨度却与张伯烈联手组建“新共和党”，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唱了一出二人转。

杨度的铁路国有建议，是以普通国民递交公开信的方式上书中央邮传部的，但他知名度高，影响力大，一时倒成了反对铁路国有者的众矢之的。在他的建议书中，痛斥粤汉铁路从美国人手里收回商 办后，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政界和企业界，内讧内行，各自为政，铁路进展缓慢，因此，一改其此前赞同铁路商办的观点，呼吁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以保障建设的顺利进行。

和他有同样想法的人，其实并不在少数。民营铁路公司的种种腐败现象，令这些当初激情澎湃为民营呼吁的人逐渐冷静，趋向现实。

曾鲲化，一位年仅28岁的邮传部普通机关干部，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与日后大名鼎鼎的蔡锷是同学。他在1906年学成回国后，历时3个月、走遍15省，全面考察了中国铁路，写出了中国铁路史上的第一份考察报告《中国铁路现势通论》，史称“丙午调查”。对实践中看到的商办铁路的种种弊端，秉笔直书，痛加贬斥。

主持收回粤汉铁路并改为商办的张之洞，在1909年临终之前，已经痛感到商办民营对铁路建设的巨大伤害，从而顶着既得利益集团“卖国贼”的指责，主持了引进外资加快铁路建设的工作，试 　　　　　图为实际陷入停顿的粤汉和川汉铁路，再度引入550万英镑的巨额低息(年利率5厘)外资。

尽管民间依然对引进外资充满了疑虑，但外资独资修建的铁路，其丰厚的利润令朝野信服和艳羡，而且促成了大清国的铁路建设大大提速，从根本上抑制了路权的丧失。

引进外资本身常带的不平等条款，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列强之间的相互制约，而逐渐消解。1908 年，《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签订，德国德华银行、英国华中铁路有限公司为该铁路提供贷款，第一次取消了列强从铁路收益中分红的“余利制”，而只需支付20 万镑现利，同时，也不再以铁路本身作抵押，而以直隶、山东、江苏三省厘金作担保，并且明确规定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中国国家办理”。这成为大清国引进外资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大清国终于获得了在经济合同上基本平等的谈判地位。

人们也认识到，铁路建设“如放任民有，就以其筹款的艰窘而论，铁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修筑完毕，而政府是没有时间去等的”(《东方杂志》)。那种拒绝外资的“经济义和团”举动，“非束手待毙之道乎……而谓赤手空拳，能转贫弱为富强，不自取灭亡者，异日抉吾眼拔吾舌也。”(《民呼日报》)。

实际上，民营铁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暴露的大量问题，已经令朝野开始重新审视这种 “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可行性。盛宣怀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资本条件下，单纯的筹款自办是“与实事毫无补救”的“徒托空言”，铁路要大发展，必须收归国有，必须引进外资。实际上，一些民营公司一边高喊拒绝外债，一边也在悄悄地接触外资，反而大大削弱了中国在与外资谈判中的地位。

翻炒铁路

铁路问题在大清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与盛宣怀相比，此时的摄政王载沣，一定更为头疼。

这位年仅27岁的年轻人，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华帝国的最高领导核心，却发现他要面对的，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任何现成的祖宗成法可供参考，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蹚着越来越深的河水，摸着石头慢慢前进。

但是，铁路这个问题却令他犯了难，在水里摸了好久，却还是摸不准下一根铁轨该架到哪一块石头上。

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过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恭亲王奕。自从19世纪60年代，大清国在恭亲王带领下，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以来，铁路的进展几乎是最为缓慢的，围绕铁路的争论足足进行了20多年。

铁路问题在大清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赞同修建铁路的人，固然多数出于富国强兵的现实考量，但也有“拥路自重”的算盘——手头掌握资源越多，在官场和商场说话的分量就越重。而反对修建铁路的人，在那些看似荒诞的“风水”等理由下，其实也是现实的考量：铁路就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贞洁牌坊，既巩固既得利益，又能争取更大的新利益。

当铁路成了政治角斗场的矛和盾时，铁路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英国人偷偷修筑的吴淞铁路，被大清政府重金回购，李鸿章希望由此开始中国人自己经营铁路，而负责此事的沈葆桢，却下令将吴淞铁路拆毁——作为一位几乎公认的改革者，沈葆桢此举只是为了躲避吴淞铁路引来的反对者们猛烈的炮火；

李鸿章麾下的唐(山)胥(各庄)铁路，建成之日，却只能以骡马牵引，成为世界铁路史的奇观；

李鸿章孝敬给慈禧太后的西苑铁路，起于中海的瀛秀园，终点北海的镜清斋，也是用太监以红绸牵引，成为独特的“人力火车”……

直到1889年5月5日，大清国各种势力才完成了“是否要修铁路”的争论，中央红头文件明确宣布铁路“为自强要策……即可毅然兴办，毋庸筑室道谋”。尽管中央要求“毋庸筑室道谋”、不再争论，但大清国干部群众们就是好这一口。“是否要建铁路”的争论完成了，“如何建铁路”的新争论又开始了。

首先政府建设还是私人资本建设的问题，结论当然是要“一大二公”的国有体制。但大清国财政实在是“两袖清风”，铁路也就只好慢慢铺设，到甲午战争时，才修建了447公里。甲午战败后，大清国痛定思痛，总结出了很多经验教训，其中就包括要大力加强铁路的建设，作为“力行实政”之首，并且苦口婆心地重申不与民争利。这一方面是有鉴于三十年洋务运动中，国有企业暴露 　的巨大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国库背负着《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巨大债务，实在空虚。

矫枉过正之下，民营资本在过度的期待中被神化了。张之洞看得很明白：华商“趋利也，近则明，远则谙”，“见小、欲速、势散、力微”，而且“资本难集，心志不齐”，因此他主张“官为商 　倡，先行筹款垫办”，“惟有先筹官款垫支开办”。也就是说，尽管国资和民资都穷得叮当响，还是要由国资先作为种子，起引导和示范作用。国资哪里来？只有借外债或增税负，显然，外债成为最优选择。但 “一穷二白”的大清国，在和国际资本的较量中并没有多少砝码，面对国际资本的狮子大开口，选择余地很小：要么抱残守缺，寸土不让，除了喷喷爱国口水外什么都不能做；要么咬紧牙关、忍辱负重。凡是指望着“爱国人士”的铁路都举步维艰，凡是引进了外资的铁路都迅速建成并获利，当然，对外资攫取利权的痛恨，也成为大清上下的心结。

重回国有

显然，莫理循与石长信、盛宣怀及载沣等，都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智慧、能力和厚黑。

激情褪去后，商办铁路“奏办多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终于开始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问题。

经过3年多的全面调查摸底，1911年5月9日，中央正式确定了“铁路国有”政策。而之前5天，一位名叫石长信的纪检监察干部(“给事中”)上奏，切实地分析了铁路国有与商办的利弊，提出了“干路国有、支线商办”的思路。石长信从维持政权的安定团结的高度，痛斥商办铁路其实已经成为扰民的莠政。

“干路国有、支线商办”的创新思路，令久为“国有、商办”分寸拿捏而犯难的中央大为释怀。摄政王载沣大为欣赏，称其“不为无见”，“所筹办法，尚属妥协”。

中央随即发布了“干路国有”的文件，宣布“干路均归国有”，更为重要的是，文件要求“自降旨之日起，所有川湘两省租股一律停止”。

长期近距离观察大清政治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Morrison)认为：中国政府宣布干路国有的“时机很好，因民众已对各地方当局在获得筑路权后之屡次失败感到厌烦，民众更厌恶种种无休止之争论，贪污腐化以及挥霍公共财物，而当民众逐渐认识铁路之无限价值时，他们就更加支持由中央政府制订一项强有力的铁路政策。前景是美好的。这道上谕……受到普遍赞扬”。

显然，莫理循与石长信、盛宣怀及载沣等，都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智慧、能力和厚黑。铁路国有政策虽然能大大减轻农民负担，但这受惠的一群，却正是沉默的一群，他们没有能力来表达支持，正如他们之前没有能力表达反对。整个大清政权将如同杨度一般，面对“被剁椒”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