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传奇之张謇：状元下海

　　在中国历史上，状元出身的宰相为数不少，可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却只有一位，那就是清朝末年南通籍状元张謇。有清二百多年，状元共有114人，江苏一省就出了49位。但其中下海经商的，只有张謇自己。

　　商人经商靠钱，官员谋私靠权，状元下海靠什么？张謇的“实业救国”之道为什么半途而废？

　　文 _ 古月

　　张謇的好运，从他41 岁中状元那年开始。那一年，正值农历甲午（1894年）。这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倒霉的年份，以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开局，以中日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惨败收场。

　　折桂

　　1885 年5 月，因孙云锦知江宁，张謇为避恩师嫌乘船北上顺天应考。10 月，顺天乡试揭晓，张謇高中第二名。这是他参加科举17 年来最好的成绩。

　　遗憾的是，张謇在考场上的好运就此止步。中举后的10 年间，他连续4 次参加会试却次次落第。十年消磨，是铁也磨明了。张謇韧性再好，但接二连三的打击真不是人能受的，一气之下，他把应考用具通通砸碎，发誓再不进考场。

　　在他想来：自己虽然未能进士及第，摘取最高功名，但“南元”之誉以足以对得起父母的苦心，也无愧于自己多年的寒窗苦读，应该知足了。孰料张彭年的耐心比儿子还足，他坚信张謇生来就是当状元的料。难得太后恩典，这样的机会不去把握，太可惜了。

　　这一次，为动员儿子赶考，老张连哄带劝：“孩子啊，赶考固然很辛苦，可你毕竟还年轻；我今年76 岁，不过刚步入老年，身体没问题，你就放心大胆去再试一把吧！”

　　父命难违，落榜专业户张謇只得收拾行李，打起精神上路。3 月底，张謇才磨蹭到京。

　　这时候入场时间也到了，张謇借了朋友的考试用具，仓促入场。发榜之前，他不抱任何希望，连录取消息都懒得打听。可这一次他竟取中第60 名贡生；４月，在礼部复试又被取中一等第１０名，从而获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

　　这样好的运气，大出张謇的意料。从16 岁考中秀才以来，25 年了，他还是第一次离状元桂冠这样近，这让那颗早已冰冷的心不由又活泛起来。

　　事实上，科举本就是个高难度的活儿，不仅要学问好，还要运气正，更要人脉旺。越往上考，人缘越重要。所谓状元，从来都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考分第一名，往往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有时一个很偶然的因素，比如相貌，就能决定这顶桂冠的最终归属，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状元及第、驸马乘龙的

　　故事呢！

　　对于张謇本人来说，蟾宫折桂完全是未定之数。但对于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相当于当今的副大大）翁同龢为首的清流集团来说，却是志在必得。

　　这些年翁大大很郁闷，虽然贵为光绪帝的老师，眷倚隆重，领袖清流，但在与太后支持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集团的争斗中却屡居下风。老战友李鸿藻（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垮台后，清流派人才凋零，青黄不接，在日趋激烈的朝廷纷争中，急需培植人才。因此，早在光绪八年（1882 年），张謇就开始进入翁大大的视野。

　　无奈张謇学运不佳，十年来竟然始终未能入闱，让翁老十分沮丧。这一次恩科会试，得知张謇获得殿试资格后，他老人家非常欣慰。亲自参与阅卷的翁老，对张謇的卷子评价甚高：“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与七位阅卷大臣蹉商后，决定将张謇定为第一名。

　　二十四日清晨，张謇以一甲一名的身份被引至乾清宫西暖阁拜见光绪帝。当时，翁同龢特地介绍：“张謇，江南名士，大孝子呀！”求才若渴的光绪帝非常高兴，当庭钦点张謇状元，并授予六品翰林院修撰。

　　从16 岁那年考中秀才起，张謇就开始了中国古代青年人人向往的状元之旅。这条路究竟有多长？张謇的经历告诉我们，起码要25 年，在考场上至少度过120 天，还要有副大大级的高干力挺。一句话，这简直就不是凡人能做的事！

　　金榜题名后，张謇成为国家公务员，同时也正式登上清流派的战车。正在这当口，张謇父亲病逝，他马上请假回家奔丧。1894 年，张謇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这一年就这样在风雨飘摇中过去了。

　　下海

　　1895 年，中国有三个人各自做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张謇弃官从商的决心在京城暴雨中萌生，在家丁忧时滋长，在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鼓动中下定。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不顺心。丁忧在家的新科状元，心情很沮丧：“既成进士而父见背，不及视含殓，茹为大痛，国事亦大坠落，遂一意斩断仕进！”

　　其实，急流勇退的念头，早在1894 年9 月就已经在张謇心中萌生。

　　那月下旬的一天，张謇随文武大臣去迎接从颐和园回宫的慈禧太后。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一二尺深，文武百官一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不少七八十岁的老臣。而慈禧乘轿子经过时，却视若无物，连轿帘也没掀一下。

　　这件事给张謇很大震撼，让他心寒：状元又如何？一品大臣又怎样？还不是一辈子匍匐在地任人驱使？这场暴雨，浇灭了张状元朝堂论战的激情，让他从书生意气的亢奋中彻底清醒，退隐之念由此而生。回寓所后，他在笔记中写道：“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在乡居丧期间，他不时想起生母金氏的临终遗言：“科举是出人头地的归宿，为了光耀门楣，一定要追求它，但你性刚语直，最好不要当官 。”慈母的遗言，让张謇更加坚定了退出朝廷纷争的决心。

　　不做官，又能做什么？在乡间小路上，面对朝日夕阳，张謇在苦苦思索着。

　　转眼间到了1895 年夏天。一天，洋务派干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来信约张謇去江宁（南京）面谈洋务。

　　对于张大帅，张謇并不陌生。十几年前，张謇从朝鲜退伍还乡时，就曾先后接到张之洞、李鸿章的聘书，但被他一概婉拒，人称“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一时传为美谈。张謇曾对友人说过：“我们好比大家闺秀，处子之身岂可不择媒约，草草嫁人！”

　　十几年过去了，这一回再次接到张大帅的邀请，作为新科状元，谈的又是洋务，张謇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动身上路了。早在1886 年，张謇就在家乡提倡蚕桑，还试制过高粱烧。与张之洞一样，他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业，还是要看读书人能不能有作为！”

　　这年夏天，张謇两次前往张之洞衙署长谈，交换了许多关于学务商务的看法。在日记中，张謇写道：“南皮（张之洞籍贯河北南皮，人称南皮）身上带有‘五气’——少爷气、美人气、秀才气、大贾气、婢姬气。”

　　大帅虽然五气俱全，但和状元却谈得非常开心。张謇对张之洞的主张很赞同，二张一拍即合。畅谈之余，张之洞正式邀请张謇“大大通海一带商务”。这意味着，张謇可以带着公务员身份的“救生圈”下海。这对正琢磨退出官场纷争的张謇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一开始，张謇没敢答应，办厂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虽然状元及第，但终究只是一介寒士，既没有从商经验，囊中也颇为羞涩，一旦失败，自己承担不起。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张謇最后还是决定冒一次险。因南通棉花“力韧丝长，冠绝亚洲”，棉纱销路旺，

　　张謇下决心先在通州办棉纺厂。

　　他对张之洞坦言：“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只会负气，我偏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看。但要办实业，难免委屈自己，低身下人，就算‘舍身喂虎’吧！”

　　1895 年12 月，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式委任张謇“大大通海一带商务”，这位南洋大臣终于把自家兄弟拉下了水。

　　丁忧期满后，张謇进京销假。当时，翁同龢已被慈禧勒令告老还乡，戊戌变法的败象已现，张謇一心想的是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在获准复职的第二天，张謇就以“通州纱厂系奏办，手续未完”再度请假，当天晚上，就离开北京前往塘沽返乡了。他在当晚的日记中自嘲：“读书卅年，在官半日，身

　　世如此，可笑人也。”

　　在唐家闸选定厂址后，张謇为纱厂取名“大生”。“大生”二字源自《易经》上“天地之大德日生”这句古语，他还亲自撰就一副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这副对联后经翁同龢手书，笔力千钩，气势宏大，既道出了纺织工业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也道出了张謇实业救国的志向。

　　招股

　　 状元经商，就像秀才带兵，听着就不怎么靠谱。

　　商人经商靠钱，官员谋私靠权，状元下海靠什么？ 面对状元经商的种种质疑，张謇的回答是：自强不息。他曾对儿子说过：他“时时刻刻，抱着用世之心和创造事业的大志。”

　　下海的张謇，身份很特别。他既不是有职权的官员，也不是广有资财的买办商人。当时敢轰轰烈烈办厂的，都是这两类人，前者如盛宣怀，挟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势，利用大量国资创办招商局、电报局；后者如唐廷枢，作为当时最著名的洋行买办，唐不仅积累了不菲的身家，身后更有一呼百应的香山商帮的支持。

　　张之洞的最大支持，是给了张謇一个头衔，而张謇本人，除了实业报国的雄心和状元这个招牌外，并无万贯家财。虽然作为状元，他很受尊崇，但是他并没有经商的经验。某种意义上，当时的张謇类似官、商之间桥梁，但桥梁不是那么好当的，都买账，都不买账。这一点，很快就在纱厂募资中暴露无遗。

　　不错，他有一定的政府资源，通过张之洞等人的关系，他获得了官方的支持，可以向地方征地，与地方官僚协商动用地方财政资源；但在面对社会时，他的资源很少，号召力也没法和唐廷枢相比。大生纱厂初创时采用当时流行的股份制，每股100 两白银，计划招集6000 股，募资60 万。

　　一开始，官招商办，包括张謇的老朋友沈敬夫在内的和几位上海买办愿意投资入股，分别叫“通董”

　　和“沪董”，其中，“通董”认购1/4，“沪董””认购1/6。张謇自己认购20 股，但他自己实际上只能拿出1300 两，剩下700 两是沈敬夫帮他垫资。

　　 “通董”比较实在，纱厂选址不久，沈敬夫等人就开始垫资建房。但“沪董”的资金却久久不能到位，

　　不久又找借口集体打起退堂鼓。沪董们退出的借口千奇百怪，真正理由是当时上海几大纱厂均因种种原因亏损得一塌糊涂，他们怕入股后钱扔到水里去。

　　不得已，张謇只有与继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商量，从官方想办法。这时，刘坤一想到了张之洞任上留下的一批价值60 万两白银的纺纱机器。这批机器早在多年前就已从英国来到中国，扔在黄浦江边无人问津，只是用芦席盖着，风吹雨淋，锈迹斑斑。刘大帅想，把这批机器作价50 万两让给张謇，既可成全新科状元办实业的愿望，又可盘活这笔国有资产，可谓一举两得。但就是这批生锈的机器，也被半路杀出的盛宣怀分去一半。至于办厂的其他资金，刘大帅可就只有口头鼓励，没有实际支持了。

　　就这样，大生纱厂由官招商办变成官商合办，官商各领一半，官方以机器作价25 万两入股。但当时官商合营的企业几乎没有不亏损的，包括大名鼎鼎的招商局，几乎也差点破产。官商合办弊端太多，民间商人听说后几乎无人敢于投资，于是，张謇又与刘坤一商量，改官商合办为“绅领商办”，在这种形式下，官股只“按年取息，不问盈亏”。

　　“绅领商办”其实质和商办无异，但作为领办者，张謇的话语权就大大提高。但权大责任也大，剩下

　　的近25 万两商股就要靠张謇自己想招了。张謇没有想到，说服人投资是那么难，大生募资之旅近乎乞讨。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被迫一再降低目标。他们甚至连当地道观的有限资金也吸收了，有时凑不了一股（100 两），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 两，半股都不够，只能算作存款。集股之难，可以想见。

　　在招股过程中，张謇被各色人等涮过多回，最著名的就有四次，其中最让张謇伤心的是受到盛宣怀的忽悠。

　　当初，盛宣怀在分领官机的时候曾答应帮助筹资25 万两，双方还订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盛宣怀开始支支吾吾，始终没能兑现当初的承诺。特别可恨的是，一次，张謇到沪催款，盛宣怀佯称正在筹集，要张謇为他写字题词。张謇这个老实人信以为真，不辞劳苦，写字两月。状元书画还是挺畅销的，盛宣怀总计卖得两万多元。可到了最后，这家伙仍是一毛不拔，气得张謇恨不得当场跳楼。

　　1899 年开车试生产时，大生纱厂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情急之下，半个月内，他给继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连发5 封信，乞求以少量地方公款以救燃眉之急。刘坤一指示南通知州汪树堂将存在典当的地方公款，转存到纱厂，以先应急用。对于汪来说，这只是举手之劳。可汪却故意刁难，甚至煽动乡绅秀才发难，差点让纱厂被地方民众纵火烧掉。

　　遭到汪树堂刁难后，张謇再次来到上海，一连奔走了两个月，却连一分钱也没借到，急得嘴上起泡，双眼红肿。彷徨之际，张謇与几个朋友在上海大马路电灯之下、黄浦江边，仰天俯地，一筹莫展。在上海盘桓多日，连路费都用完了，无奈之下张謇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马路旁卖字三天。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让张謇备感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为了筹资，那些市侩小人的冷嘲热讽、油滑官吏的阴阳怪调、无耻文人的侮辱诽谤，他都要一概承受，不能辩驳，不敢作色。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和某些人来往；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说某些我不屑于说的话。”

　　看来，张謇在创业者中绝对算是个长跑选手，而大生也是IPO 最艰难的上市公司之一。

　　就在张謇在上海滩走投无路之时，在家主持厂务的沈敬夫来信提议：“用现有棉花纺纱，用卖纱收入再买棉花，循环运转，先干起来。真正维持不下去了，再关门不迟！”

　　有了老朋友的打气，张謇决定豁出去了，反正是个死，索性死得壮烈一些！

　　1899 年5 月23 日，大生纱厂正式生产。

　　派息

　　大生的机器在日夜轰鸣，不少人都在捂着嘴偷着乐，等着看张、沈二人的笑话。

　　人算不如天算，随后几个月，棉纱价格大涨，大生的资金流开始顺畅，不但生产正常，到年底支付官、商股息后，竟然还赢利7.8 万两。

　　大生终于活了下来，张謇脸上的愁容也烟消云散。1899 年年底，张謇带着纱厂出产的棉纱，到南京去看望两江总督刘坤一，棉纱用红绸布扎着，一共是两束。

　　“这是我们大生纱厂自己生产的棉纱，送给总督做个纪念。”张謇笑着说。刘坤一接过棉纱，仔细翻看后连声称赞道：“好，好，我收下！过去人们称这种棉纱叫洋纱，织出布来叫洋布，现在我们自己也能生产了。这可全靠你的苦争苦斗啊，我要给你记上一大功！”

　　张謇说：“苦是苦一点，但这是我‘自讨苦吃’，怨不得别人。” 有一句话张謇没有说，那就是为筹措

　　购买棉花的资金，他的妻子连首饰都卖掉了。张謇常说自己一生办事做人，只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八个字，“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话虽如此，南通的庞大事业，靠他一个人是绝对忙不过来的。1905 年，他在写给农工商大臣载振的信里说，自己办厂、开垦、兴学，靠的是一友、一兄、两弟子，一友是沈敬夫，一兄是张詧，两弟子是江导岷、江谦。

　　 大生初创时，除了创始人张謇外，主要靠沈敬夫等几个元老。由书生初入实业，一开始张謇不能得到社会信任，在筹款等多方面都须仰仗沈敬夫等人的信用。沈敬夫是当地花布商，高清是当地木材商，徐翔林是当地典当商，他们都是当地知名商人，与张謇差不多都有10 年以上的交情，他们都以个人银钱入股，因此，大家能以企业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使大生得以渡过艰难的初创岁月。

　　 开机两年后，1901 年2 月，张謇辞去文正书院的教职，回乡专心打理纱厂业务，正式进入企业家角色。这时，大生纱厂的经营已经走上正轨，此时，创业团队内部的摩擦开始显现，特别是沈敬夫和其他董事比如高清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一次，沈和高大吵了一架，不久，他借口足疾提出辞职。张謇认为，沈敬夫憨直，忠实可信，但度量不够，不能与其他董事和平共处，不利于大生长远发展，痛苦斟酌后就批准了。

　　沈敬夫离开不久，张謇的三哥张詧进入大生，此后日常事务就由他掌管。随后，其他大生创业元老也逐渐退出公司日常经营。张謇虽是大生的精神领袖，但平时不怎么过问厂里具体事务。曾有女工回忆说：“四大人是大个子，四方脸，白白的。他不常到车间里来，可是每次来之前，都会先有通知，工头就急忙叫我们快快揩车子，扫地。”一些女工有小孩，家里没人带，就把伢儿带到厂里，坐在放纱的柳条筐里，厂里专门安排人照看，张謇见了虽觉得不像话，眉头一皱也就走了。

　　而张詧虽是花布商出身，但精于盘算，又做过官，执行力相当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人称“三先生”，干练但不免有些专断。大生从此形成张老三主内、张老四主外的格局，二十几年没有变动。但张謇毕竟只是一个经理人，要长期拥有企业绝对管理权，必须获得股东们的背书。大生纱厂中张謇个人的股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区区2000两（在全部资本中只占0.4%）。由于采用“绅领商办”的形式，从一开始，张謇在大生就享有很大的话语权。这种权威不是来自资本，而是靠他的名望与人脉，他以士绅身份，居官商之间，担当二者之间的桥梁，官替代不了，单纯的商也不可能替代。这是他独特的优势。

　　大生纱厂的股东，除官股外，商股股东很杂。除了沈敬夫等创业元老，张謇后来招募的商股，绝大多数来自当地富商、退休的官僚、或依靠祖荫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对纱厂的日常管理没有兴趣，对什么产业救国也不关心，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能否拿到高额股息。这一点，倒与官股不谋而合。

　　因此，建厂之初，张謇就与股东们讨价还价，二者达成一种危险平衡：高息换治权。

　　营志

　　与长三角其他几乎同时开业的纱厂相比，大生的生意分外红火。1903 年，外纱倾销，上海各纱厂受挫，而大生不仅获利，而且继续扩张，添了2 万多纱锭。之后，继续迅猛发展，光是1905 年这一年就赚回了办个厂。

　　那些年，大生纱厂可谓利润滚滚。面对大把金钱，张謇并没有沉醉其中。与一般商人不同，张謇下海

　　的初衷是实业救国。

　　“营志重于营利”。建厂之初，他就这样向各大股东表白过。他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是使得大多数老百姓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这是儒者应尽的本分。”

　　南通原本是个偏僻小城，“十字街放个爆竹，全城听得见。”1895 年张謇筹办大生之前，城内人口不过4 万，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部就班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但张謇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这一切。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这

　　是张謇的口头禅，也是他实践村落主义，建设新南通的原则。

　　1899 年，大生开机，当地许多男女洗脚上岸，走进工厂。1901 年，为了解决大生原料问题，张謇联合当地士绅创办通海垦牧股份公司，许多流民走进海滩，垦牧定居。1902 年，大生开机不到三年，他就与沈敬夫等捐资兴建通州师范，许多娃娃从此得以走进课堂。

　　10 年过去，南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09 年，刘厚生应张謇之约出任大生二厂经理。当年秋天，他随张謇来到垦区。以往弥望皆水、浪花飞洒、凫雁成群、獐兔纵横的黄海之滨，已然变成一个阔大无比的棋盘。走近看，每个长方形棋格四面都环绕着小沟渠，沟渠外是纵横交织的道路。

　　垦牧区不仅人畜两旺，粮棉丰收，还建了多所小学。沿途不断听到童声合唱：“新世界，垦牧乡。新少年，小学生。”这首张謇创作的《垦牧乡小学校歌》，透着理想和朝气。

　　一路上，张謇与江导岷围绕垦区未来计划热烈讨论。他设想在沿海五县开垦棉田100 万-200 万亩，可供50 万-100 万人生活。途中，刘厚生禁不住插了一句：“四先生，你不愧为真正的书呆子，你竟把古时候井田制那套陈词滥调，一件一件地实行起来了。”

　　这句话让张謇兴奋不已，他边击掌边说：“厚生，厚生，你才是我真正的知音，别人都不了解我呀！这种事，我如不做，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来做啦！”

　　第二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张謇带着刘厚生走进通州师范校园。荒废多年的千佛寺，书声琅琅，成为江淮之间最大的学堂。民间传唱：“淮南只有狼山高，兴学只有狼山早。”

　　大礼堂正中，悬挂着校训：“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告诉刘厚生，这些条幅，都是通师开学时他亲手书写的。在校园，张謇特意领着小刘看了厕所、食堂。他说：“办学堂，要注意这两处地方的清洁。

　　看学堂，也要看这两处是不是清洁。”

　　张謇在校园各处视察，直到积翠滴露，更深许久，才缓缓离去。

　　父教育，母实业。这是张謇村落主义的核心。通师是张謇一生最大的心血之一，他曾不止一次说过：“家可毁，师范不可毁。”

　　 南通建设是全方位的。根据张謇自己的总结，大生集团哺育了大量公益机构，包括240 多所小学、6 所专科学校、1 座博物馆、1 座图书馆、1 个气象台、16 家慈善团体等。

　　 张謇在南通的开拓带有强烈的个人奋斗色彩，所谓" 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至今南通还有个说法：“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

　　伤逝

　　1920 年至1921 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大生股票非常抢手。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1922 年，持续走红的纱布市场突然暴跌，棉贵纱贱，亏损像瘟疫一样，蔓延到整个行业。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 万多两，二厂亏损31 万多两；一场负债达709 万余两，二厂负债125 万余两。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就此来临！

　　其实，这一切并非来自一朝一夕，危机苗头其实早已存在。

　　其实，大生集团问题的核心，就是因为没有公积金，加之销售不畅，导致现金流枯竭；拯救之道莫过于及时注资，然后资产重组。据当时日资机构调查，只需注入400 万两流动资金，大生集团资产即可全面盘活。

　　为拯救大生，张謇曾向国内银行求助。当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加上宁绍帮和镇扬帮竞争激烈，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那时，大生在银钱业眼里，简直就是香饽饽、摇钱树。但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主儿，只会锦上添花，这时候哪会雪中送炭？向日、美财团求助，最终也没有结果。

　　时来天地同发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此时的张謇，真的大有身陷绝地之感，也更加体会到什么叫世态

　　炎凉。

　　1925 年，大生一厂资不抵债，被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张謇成了名义上的董事长。大生改姓，南通自治事业也半途而废。一世心血，付诸东流，张謇不由感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张謇曾说过:“人生要经历三个时期: 三十岁以前，是读书时期；三十岁至六七十岁是做事时期；七十岁以后又是读书时期 。”

　　退出大生的管理后，劳碌一生的张謇真正开始有了一些空闲，他从濠南别墅搬到西林梅宅小居、坚持每日临怀素帖，读《左传》。

　　1926 年，张謇已是73 岁高龄，精力虽然有限，但依然热心公益。这年８月初，张謇冒着酷暑，扶着拐杖，与人一起在江堤上走了十多里，观察分析了主要危险地段，并筹备护江保坍的石料。一连几天，张謇精疲力尽，适逢气候闷热，他再也支撑不住，又躺下了。

　　自此，张謇病势转重。儿子张孝若跟三伯父张詧商量，将张謇接回城里濠南别墅家中，商请著名西医诊治。但毕竟年事已高，张謇病情愈发严重，不时陷入昏迷之中。

　　8 月23 日子夜，雷电交作，大雨滂沱。次日，张謇在床已奄奄一息，处于弥留之际。上午10 点过后，

　　各方面有关人士都聚集到濠南。张詧扶杖含泪而至，移步至乃弟病榻旁，俯身耳语说：“汝来有所自，去

　　有所归，看来时机已到，要把定神志，好好的归去吧！”张謇微微颔首，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终于带着遗憾的神情闭上了眼睛。

　　张謇去世的消息传到全国，全国各地的唁电像雪片一样飞到南通。胡适闻讯后，感慨万千，他这样写道：“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 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1926 年12 月，张家出殡，南通万人空巷，远近的民众都来送行。

　　那天清晨，天气异常晴爽，朝阳渐升，光芒四射。蔚蓝的天穹，明净到一片云都没有。霜露凝盖在树上，愈觉澈亮，寒肃之气，侵人肌骨。

　　上天好像有意给他一个光明而又冷峻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