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后不和：清末光绪维新变法为何失败(4)

就在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的第五天，即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慈禧又勒令光绪宣布了三道谕旨和一个任命：第一道谕旨是以揽权狂悖为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革职勒令回乡休养，第二道谕旨规定以后凡是补授二品以上大臣均须向慈禧太后具折谢恩，第三道谕旨是当年秋天光绪恭奉慈禧太后乘坐火车到天津阅操。一个任命是将王文韶调任军机大臣，任命荣禄暂时署理直隶总督。

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已经是连续担任皇帝老师二十多年的帝党领袖，他一直在皇帝和太后之间进行调和，他也是最早接触并向光绪推荐康有为的第一个清廷大员，在清政府的统治集团里，他是光绪决心变法的支柱。因此反对变法的官僚已经把翁同龢看成一个眼中钉、肉中刺了，慈禧任命荣禄管理户部事务，就是为顶替翁同龢做准备的。随后，当光绪去颐和园向慈禧请示颁布“国是诏”时，慈禧在表示同意此诏时，提出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撤掉翁同龢。

这一天，恰好是翁同龢的生日。离京之前，翁同龢急忙来到宫门希望能见光绪最后一面，他跪在路边向皇帝叩头，年轻的光绪竟然没敢召见翁同稣。很快，翁同龢被迫离开北京，回他的家乡江苏常熟养老，直至终老。

慈禧在光绪颁令变法之初，先将他在内部的支持者翁同龢除掉，对变法革新事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当时有的评论家认为：如果翁同龢没离开，戊戌政变可能不会发生，翁同龢一定会有办法进行调和的。翁同龢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我若在，决不会让他们决裂到那种地步。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重新收回对重要官员的赏赐和任命权，从而限制了光绪任用新人推行变法的活动余地。并把王文韶调入军机处，加强了自己在清中央的实力阵容，将其亲信荣禄安插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位置上，并以其统辖警卫京津的北洋三军，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后方。慈禧让光绪陪着自己到天津检阅全国最有战斗力的北洋军队，阅兵是兵权所属的示威性举措，只有真正掌握兵权的人才有资格检阅军队，这样慈禧就向各界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兵权还在慈禧的手中。

荣禄当时曾恳请慈禧再垂帘训政，但慈禧与光绪的矛盾并没有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慈禧感到没有必要直接垂帘，还是退居幕后指挥为好。所以她一方面允许光绪实行变法，另一方面也做好了预防发生意外情况的防范措施。

7.变法失败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底(1898年9月)，光绪帝又加大了反击顽固派官僚的力度，一举罢免礼部六堂官并将李鸿章、敬信逐出大大衙门，把斗争矛头明显地指向了慈禧的班底。几天之内，光绪连发上谕，罢免了一些不称职的大臣，从而引起了守旧大臣的恐慌，他们集体向慈禧告状，诬告光绪变乱祖宗法制，敦请太后出面训政，收拾残局。此时慈禧虽然心怀不满，但感到事情还不像一些旧臣渲染得那么严重，不想自己出面训政，只是想适当时候劝一劝光绪。

在口头上的劝阻已不起任何作用的情况下，慈禧便密派内务府大臣怀塔布等七人乘火车到天津找荣禄商议一下对策。

虽然守旧的大臣们一直叩请慈禧再度训政，但她却没答应，但后来守旧派的造谣以及维新派所做的几件事却彻底改变了慈禧的想法，使她痛下决心发动政变。

先是内务府大臣立山跪请慈禧训政，慈禧没有答应，于是他向慈禧造谣说：“皇上派太监到各国的使馆，请求帮助废去太后。”慈禧最担心的是外国列强逼迫她下台，听到这个消息，觉得不能容忍，非常生气。

接着光绪召见了伊藤博文。伊藤曾经四任日本首相，三任枢密院长被认为是明治国家权力的象征。他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98年9月11日)由朝鲜来到天津，当时朝廷上下一片流言，说伊藤是康有为特意安排到中国来的，将要进军机处，恰好光绪拍来电报，想见伊藤。光绪的本意也只是想当面询问伊藤，日本究竟如何改革，如何富强的，深入地了解一下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可这一举动似乎印证了光绪要聘用外国人为顾问官的流言。

伊藤在与康有为见面时试探性地打探中国变法的底蕴，康有为便叙述了慈禧太后牵制、光绪无权、守旧大臣阻挠的情形，并请伊藤能够劝说一下慈禧太后，伊藤满口答应。得到消息，庆亲王奕劻等再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并说光绪于八月初五会见伊藤，到时中国的事对外泄露，权力就会不归太后所有了。慈禧听了这样的话，于前一天匆匆回宫，光绪接见伊藤时，慈禧便坐在屏风后面监听，结果光绪吓得只是与伊藤寒喧了几句，没敢多谈。

而此时维新派却对慈禧要光绪陪着到天津阅兵的事产生了误解，以为慈禧要借阅兵之机废除光绪。其时虽然慈禧退居幕后，但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皇权，如果她想废掉光绪，只需一道懿旨就够了，没必要跑到天津，何况后来实际也正是如此。她发动政变之时，也只是从颐和园回宫，宣布一下，光绪便束手被擒了。

事实上到天津阅兵是荣禄为了迎合慈禧喜欢游玩的心理而上奏折请求的，并且是在慈禧允许光绪变法之前做的决定。而当时北京的大臣们听说太后、皇帝竞要冒险坐火车，都纷纷劝阻，但慈禧称“自己从未坐过火车，现在初次乘坐，一定是很有趣的事。”

但是，随着百日维新的深化，帝后两党矛盾的加剧，到天津阅兵之事却逐渐复杂化了。先是后党官员有意造谣，说到天津阅兵之时将对光绪如何如何，帝党的一些年轻维新官员们听到消息，却信以为真，十分惊惶，便千方百计为光绪出谋划策，这正好落入了老辣的守旧派设置的圈套。

维新派们此时才认识到抓军权的必要，康有为彻夜不眠，为光绪想出了几条办法，建议仿照日本设参谋本部，由皇帝亲自掌握，并改变年号，变更服制，迁都上海。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他们把眼光转向了袁世凯。

他们认为，袁世凯曾经率兵远驻朝鲜，了解外国情形，又积极参与强学会活动，是个有头脑的人，但又担心袁世凯与荣禄关系密切，怕袁世凯不听光绪指挥，派人进行了试探。

书生气十足的维新官员根本不是老于世故的袁世凯的对手，他们误以为袁世凯可以信任。于是光绪于七月二十六日下诏召见正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这个不明智的举动更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从那一天开始慈禧的态度大变。

最后决定派谭嗣同去找袁世凯，想说动袁世凯起兵勤王。谭嗣同拿出一个行动草稿，提议袁世凯在初五听皇帝训示时，请光绪发给朱谕一道，令其带兵到天津，趁荣禄听朱谕时，将其正法，然后袁世凯带兵进京，一半包围颐和园，另一半保卫皇宫。

袁世凯口头应允，思忖良久，回到天津后急忙密告荣禄，荣禄连夜打电报将此事禀告了慈禧。

八月初六日早晨，慈禧匆匆回宫。当天，清廷以光绪名义发布谕旨，以皇帝重病为由，请慈禧再度训政，随后光绪被囚禁在中南海中的瀛台。康有为、梁启超得讯后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脱，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被杀，这就是近代历史上有名的戊戌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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