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听戏:伶人唱"最毒莫过妇人心"被打

    很多人都知道，慈禧太后虽然是清末近五十年里中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头上顶着国母老佛爷的神圣光环，骨子里其实也无非是一个普通人，有着和她的绝大多数臣民相同的娱乐爱好——看戏。

    说句实话，慈禧生活的那个年代其实寡淡得很，没有电影院，没有电视机，没有因特网，没有什么明星可以追捧，没有多少绯闻可以扯淡，更别提如今风行的网络游戏了。所以，“治国之余”看看戏、听听曲，实在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太后唯一的选择。不过，慈禧毕竟贵为太后，她的戏瘾也有着浓烈的皇家气派，不必说颐和园中那翘角重檐、朱栏绿柱的德和园大戏楼，也不必说按惯例每个月起码演两次的应节大戏，光说说她老人家看戏的古怪习惯就够了。

    慈禧看戏的第一怪癖是“避讳”。

    其实，“避讳”是咱们的“国粹”，算不得老太后的个人“特色”，只不过，慈禧的“避讳”更“精致”、更“臻于化境”罢了。

    满人未汉化之前，并不注重什么礼仪尊卑，更没有“避讳”一说，用汉人妄自尊大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未曾开化的蛮夷之族”。但是，打从入关起，满人在文化习俗上几乎“全盘汉化”：汉人提倡三纲五常，他们也提倡三纲五常;汉人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他们也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汉人讲究“避讳”，他们也讲究“避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史上的文字狱以有清一代最为惨烈，便为明证。弄到后来，下级官员面见上司前，必修的第一门功课就是把上司的祖宗十八代牢记在心，免得一不小心提到了他们的名字，得罪上头，坏了自己的前途。

    慈禧是太后，要显示太后的威仪，规矩自然比一般人更加苛刻——她不但不许别人提到自己的名字，甚至连自己的属相也不能提及。这，自然苦煞了替她唱戏的那班伶人。

    因为慈禧是属羊的，所以《变羊记》、《苏武牧羊》、《龙女牧羊》等剧目名称里带“羊”字的戏一律不能唱，每一句唱词中也不准出现“羊”字。当时惯演的剧目《玉堂春》里有一句：“苏三此去好有一比，好比那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为了避开“羊”字，伶人陈德霖在供奉内廷的时候只得改唱：“好比那鱼儿落网有去无还。”著名武老生王福寿在宫外跟人合伙开了间羊肉铺，这和唱戏毫无瓜葛，可也照样犯了忌讳，慈禧从此再不打赏于他，还吩咐下边：“不许给王四(王福寿)赏钱，他天天剐我，我还赏他?!” 诸位看官，您说这位王老板冤不冤?早知如此，当时倒不如开间牛肉铺罢了——不过，只怕慈禧还会说“牛羊一家亲”，仍然要找他的茬。

    慈禧不光避讳属相，还避讳性别，譬如说，她决不允许唱词中出现辱骂女人的话——列位看官，或许，这还算得上咱们中国女权运动的先声呢!

    有一次，宫里演《翠屏山》，演员在台上正唱着呢，慈禧突然下令停止，让人把戏提调传来责问道：“今儿这戏是怎么唱的?还想不想当差了?”戏提调挨了训斥却还莫名其妙，不知什么地方冒犯了至高无上的太后老佛爷。后来向内侍请教，才知道是唱词中有一句“最狠不过妇人心”犯了大忌讳——当着太后的面唱这一句，只挨了一顿骂没挨板子、没掉脑袋还算是走运的呢。相比之下，净角麻穆子就倒霉多了，有一次唱《双钉记》，他老老实实按祖宗传下的本子唱了句“最毒莫过妇人心”，惹得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旨将他重打了八十大板。

    此外，在太后面前唱戏，尤其是在太后生日前后连演九天大戏的节骨眼儿上，唱词中“杀”、“死”、“亡”一类不吉利的字眼更是大大地犯忌讳。怎么办呢?只有靠伶人们的时刻警觉了。一旦祸从口出，只怕身家性命立即不保。有一次，正逢慈禧大寿，宫中上演大戏，老太后点了一出《战太平》。主角谭鑫培在即将唱到“大将难免阵头亡”那一句的时候，灵机一动，改成了“大将临阵也风光”，慈禧太后听了很是高兴，当场打赏——至于谭鑫培临时改的唱词是否符合剧情，她老人家是压根不管的。

    除了讲究避讳，慈禧太后看戏时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喜欢一边看着台上的演出，一边拿着剧本对唱词。只要有一个演员唱错一句，或者有一个地方荒了腔走了板，甚至一个眼神不对，全体演员的赏钱往往都会被吊销，所以，演员们在台上个个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甚至，慈禧御用的剧本上还详细注明了演唱所需要的时间，那是为了防止艺人偷工减料，如果没有唱够时刻，也是要受重罚的。现在在清宫升平署的档案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剧本和戏词本，它们一律用白皮纸书写，外面用明黄纸做封面、封底，封面上贴红色纸签，写着戏名，专供慈禧太后翻看，称为“安殿本”。这安殿本共有两种，一种是慈禧早年用的，尺寸小，字也小，宽窄和现在的稿纸差不多。另一种尺寸加宽了不少，字也放大了许多，是供太后晚年老眼昏花时使用的。看着它们，就知道当年的伶人曾经受过多大的罪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正因为慈禧太后如此“高标准”、“严要求”，客观上也使京剧走上了精益求精的艺术道路，当年花部之所以能够逐渐取代雅部，慈禧太后功不可没哦，而京剧艺人们也真该“谢谢”老太后的严格把关。

    另外，更有意思的是，慈禧太后戏看得多了，还进一步“培养”出了改戏的雅兴。

   《昭代箫韶》(《杨家将》)本为十大本共计二百四十出的昆曲连台大戏，慈禧太后不喜欢典雅斯文的昆曲，便亲自领衔把它改编成皮黄剧本，再交由升平署排演。翻制改编时，太后通常会把太医院和如意馆中通文理之人悉数传召到偏殿，分班跪于殿中，由慈禧按着昆曲原本逐出讲解指示，诸人分工记忆。退出殿外之后，大家按照记忆拼凑成文，加以润色，再呈送给慈禧过目定稿，最后把稿子送到升平署去。这项浩大的工程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因庚子之役被迫中断，两年中共翻改了一百零五出。而《节义廉名》(《四进士》)则是慈禧太后在晚上就寝前和坐更的宫眷“合作”改编的，主要的合作者是慈禧的书法老师缪嘉蕙。

    慈禧太后编戏以后，大约觉得自己极有“剧作家”的天分，心中得意，从此便添了乱改戏词儿的毛病。她经常心血来潮地把剧本改得半通不通，然后命令艺人演唱给她听，以此取乐。有一次，她把《混元盒》中的一段唱词改得面目全非，无辙无韵，长短不齐。拿到如此唱词的演员个个面面相觑，冷汗涟涟。幸亏主唱的是人称“通天教主”的王瑶卿，他腹笥宽，脑子也转得快，于是边编腔边唱曲，居然还唱得有板有眼，因而侥幸受到慈禧的奖赏。

    显然，从爱看戏到爱自己编戏，太后老佛爷是爱屋及乌，而动用朝中文士浩浩荡荡地大搞特搞，则多少有些个国家文化精品工程的味道了。可惜，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改编的《昭代箫韶》在戏剧史上的影响并不大，慈禧太后的心血算是付诸东流了。

    就像如今的戏迷往往喜欢穿回戏服拍套艺术照过过瘾，当年的慈禧太后过足了听戏瘾和编剧瘾之后，接下来，自然便是要过过扮戏瘾了。

    慈禧要演戏，自然不会去扮路人甲、邻居乙、村人丙之类的角色，她要顾及身份。即便是让她演皇帝、皇后之类的，只怕也不会过瘾。而既然凡人不能演，那唯有演仙人、超人了。慈禧信佛，所以，晚年的她便经常以扮观音菩萨自娱自乐，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不少慈禧扮成观音拍的照片，便可足证。

    从照片上看，慈禧头戴毗罗帽，外加五佛冠(冠上有五瓣莲花，每瓣上绘有一尊佛像，代表五方五佛)，手持柳枝净瓶，站在颐和园昆明湖盛开的荷花丛后，她的身后，是山石和竹林。大总管李莲英则在慈禧身边作韦驮状。慈禧扮观音的瘾头奇大，有时她会一天换几个造型，还让身边的侍从都扮成童子、护法陪她一起在昆明湖的画舫上演观音戏。可以想见，那时节，这座堂皇富丽的皇家园林就变成了一个闹哄哄上演佛家戏的大舞台了。

    值得指出的是，在老太后经常性的训练下，侍从女眷们的演技得到了相当的磨炼，不但能给扮观音的太后配戏，自己独立担纲主演也丝毫不怯场。据德龄女士的《清宫二年记》所记载，美国女画家卡尔有一段时间得到特许，待在紫禁城里给慈禧太后画油画肖像，有幸和太后及众宫眷共进晚餐。按祖宗规矩，陪太后一起吃饭的人，包括皇后娘娘在内，都得站着用餐。但是那天傍晚，德龄吃惊地发现饭厅里摆好了每一个人的椅子。慈禧太后把德龄叫到身边耳语一番：“我不要密斯卡尔说我们野蛮，如此对待皇后和宫眷，因为她并不知道这是祖宗的礼法。所以你们就坐下吃吧，不要来谢我，要做得自然，好像你们本来就是坐着吃的。”德龄立即悄悄给在场的每个人传达了太后的旨意，于是，大家迅速进入角色，演得丝丝入扣，硬是没让见多识广的卡尔女士看出些许破绽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宫廷和官场是一个大舞台，慈禧太后当然深知个中三昧，所以身体力行，在那儿演了半个世纪的好戏。应该说，在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涯中，她的演技着实了得。卡尔女士后来回忆说，太后是“一个非常漂亮和善的妇女”，而且是一个“清代的大人物，也是奇女子。禀性慈善，爱国爱民，对国事极为热心，关心民生和国势强弱”。然而，谁又能想到，这位外国人眼中如此“优秀”、如此“善良”的女政治家，实际上却是一条寄生在腐朽国家机器上的蛀虫呢?最后清帝国的轰然倒塌，这位统治了中华大地近半个世纪的老妇人也真算得上是“功不可没”了——她的“出色”演技，为黄昏的帝国抹上了惨淡而凄凉的一笔。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仍然心追神慕着慈禧的戏瘾并且身体力行地模仿着老太后的演技?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7辑，原标题为“慈禧的戏瘾和演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