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后不和：清末光绪维新变法为何失败

1.帝党的雏形

光绪帝“亲政”时，他原封未动地接受了慈禧经营20多年而形成的一个旧班底。而且在光绪帝“亲政”之前，慈禧就对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又进行了一次大调整，排除异己、安插心腹，集结了她的亲信势力——后党。后党的骨干成员，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一些在思想上直接继承封建传统观念的人，是封建“圣道”的顽固维护者。在当时中国已经远远地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时代里，仍死死地抱着“天朝至上”的陈腐观念不放。尽管其中的一些人逐渐对外国的坚船利炮产生兴趣，并试图以此自救。但这些人对于社会的变革仍是极端的仇视。

渐渐成长起来的光绪帝，反映在他思想上的矛盾性，也越发的明显。光绪帝受制于人的处境，一方面使其思想发育受到极大的限制，严重消磨了他的自为能力；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辨别力的增强，这种不得志的境遇，又变成了光绪帝的一大助力。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对国势、朝政的敏感反应，即是一种突出表现。

在其“亲政”后的19世纪90年代初，鉴于慈禧拨弄下的朝局越发昏暗，他又进而产生了对朝政现状的不满情绪。其实，在国势日衰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裂痕。

早在慈禧强立载湉为帝时，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已经存在着的矛盾便因此出现了新的更大的裂痕。慈禧虽然尽力使之弥合，但是却不能消除它的根源，这一裂痕便只能随着光绪帝的长大、君主地位的显露和影响的日益扩大而日益凸显。

于是在光绪帝“亲政”之后，那些愤于太后干政的“朝士之守正张謇者”，深感愤懑和不平，便把光绪帝作为自己的希望和寄托，逐渐在思想倾向上“附之”，开始围绕光绪帝在清廷统治集团里聚结起另一支政治势力——帝党。

这些附之者，起初除了瑾妃、珍妃(主要是珍妃)外，还有他的汉文师傅翁同龢以及瑾、珍二妃的堂兄、礼部侍郎志锐等人。

在这些人中，翁同龢居于较为突出的地位。作为帝师，翁同稣既对光绪帝忠心耿耿，又是身居要位的朝廷重臣，对帝党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政权和军权为后党掌握的情况下，以“延揽新进”为救时要务，利用科举考试拔擢人才。文廷式、张謇就是翁同龢拔识的人才，他们成为帝党的中坚。而一些不满于后党专政的官僚、文人、名士也相继聚集在翁同龢的周围，以拥帝相标榜。

在清政府面临重大的内政分歧和军事外交斗争中，帝党人物关心社稷民生、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与后党对内保守、对外妥协形成对立。因此，他们已经在不断的政争中有了日益明显的分野。

但是帝党的成员大多是无实权的京官书生，而且其中还有一些人与后党联系颇多，在帝、后两党间进行政治投机。这些都决定了帝党的虚弱。

尽管如此，年轻的光绪帝在帝党骨干成员的支持下，开始走上前台，寻求着救国的道路。

2.甲午战事

19世纪末，中国和朝鲜成为列强争夺殖民地的角逐重点。就在西方殖民者互相争夺的空隙中，“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逐渐走上了向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并把目标定在了依山连水的大清帝国上。从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日本就开始对我国的台湾进行武装侵犯。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所请，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五月(1894年6月)出兵朝鲜，协助朝鲜政府镇压人民起义。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向朝鲜大量运兵，并蓄意向驻朝的中国守军挑衅，从而把中日两国推到战争的边缘。

1894年7月，日本军舰突袭朝鲜半岛附近海面中国的运输船只，同时进攻牙山清军，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日本带来的战争威胁，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帝后两党演变为主战派和主和派，帝后两党的矛盾冲突日趋公开和尖锐。光绪帝和以他为首的主战派，为了积极地推行备战抗敌的方针，对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和斗争。由于光绪帝公开主战，使得朝廷上下激起了一股卫国抗敌的主战波澜。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发布了基本体现主战派的对日宣战上谕，正式对日宣战。

但是在平壤失陷、黄海重创后，日本取得了陆海两方面的战争主动权。相反，中国的抗战却陷入了被动的地位。这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

由于光绪帝在战和问题上态度鲜明，公开拒绝与主和派合流。慈禧便采取了杀鸡做猴的手法，企图以此来胁迫光绪帝和削弱主战派势力。

慈禧借口珍妃“卖官”事宜，先是用后宫的“家法”，将珍妃当众杖责，并将其和瑾妃降为贵人，将光绪帝及珍妃身边“涉案”的太监或杀或充军，死者达60余人。更严重的是，不准二妃在平时向光绪帝呈送物品，企图切断他们之间的感情纽带。然后明旨给皇后，授意她打探光绪帝与嫔妃的一切事宜，并随时上报。

从表面上看，慈禧惩处珍妃，是为了维护大清的祖制家法，冠冕堂皇，实际上是“后党”对“帝党”的一次反扑和严厉打击，是皇权斗争中的插曲。“帝党”遭到这次打击后，元气大伤。

3.马关条约

威海卫保卫战的瓦解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使得清政府在战略上遭到沉重打击。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完全陷于失败主义的泥潭中，认为只有屈从日本，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九(1895年3月5日)，慈禧派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赴日谈判，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要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添设湖北沙市、四川重庆、江苏苏州、浙江杭州为通商口岸。还规定日本人在各通商口岸可以自由从事工艺制造，并可以将各种机器自由装运进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享受一样优待的权利。最后一条对当时的日本来说并不是太现实的需要，但是根据列强利益均沾的原则，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可借这一条款，进一步拓展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对其极为有利。这个条约表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

经李鸿章草签的《马关条约》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北京，消息传开，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要求废约的呼声高涨。在京参加科举的各省举人1300多人公推康有为执笔上书光绪，反对签约，提出改革政治，建议以赔款为战费，迁都再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冲破禁制，第一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运动。台湾人民得知台湾被割让，痛哭流涕，坚决反对。他们纷纷组织义民军，推举台南守将刘永福任军统，共同抗日。台湾军民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战斗。最后，义军大部分战死。台湾军民4个多月的抗战，给了日军以沉重打击，杀伤敌人3万多。在这以后漫长的半个世纪中，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爱国诗人丘逢甲于1896年所作的《春愁》反映了台湾人民的悲愤之情：

春愁难遣强看山，

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

去年今日割台湾。

《马关条约》割地面积之大、赔款之多大大超过了当年的《南京条约》，引起了白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最大震惊和痛心，连在疆臣中很有影响的洋务派头面人物刘坤一和张之洞也激起爱国良知，上书朝廷要求废约再战。

但是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内部争论不休，光绪亲自到颐和园向慈禧请求，慈禧也只是含糊其词，并不明确表态。四月初八，光绪挥泪批准了《马关条约》。十四日，中日双方代表在烟台正式换约生效。

《马关条约》的签订，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增加了一道沉重的枷锁，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的陷阱里又加深了一步。光绪在山穷水尽的困境中挥泪签字批准《马关条约》，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心中常存“朕何以为天下主”的白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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